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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社会思潮”一词可以区分为“政治思潮”和“社会思潮”，两者存在天然的紧密联系，但严格来说也有区别。政治思潮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社会各阶级的不同利益，代表各阶级或集团的政治思想、愿望和主张。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而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思潮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以动态形式相对集中地表现人们的理想愿望和利益要求的理想倾向”，“是一种群体意识”。就关联性而言，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是在社会思潮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政治思潮形成之后又会影响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

　　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表面上看是两位候选人、两大政党的对决，若从深层次看，却是围绕何为美国、如何维护美国利益的核心问题展开的价值观抉择，是针对美国主要社会矛盾以及核心政治议题形成的思潮之争、路线之争。如果说分歧、冲突和极化是当代美国政治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反思、调适与重构则是当前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整体图景。具体表现为：美国国内思潮开始进入新一轮“保守周期”，新自由主义呈现新的反思与调整；与此同时，源于科技发展与生产力因素的新变化，诸如有效加速主义、科技至上主义之类的新兴思潮，愈发对传统政治社会理念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当前美国国内思潮变化的重要方面。

　　从历史大周期看，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主导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两大基本底色，两者在美国国家发展进程中交替消长乃是基本规律。当社会出现大的改革变动时自由主义高涨，随后便出现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评，每一次自由主义的高涨都会随后带来保守主义的高涨。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国内思潮基本处于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周期性“摆动”之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共和党与的交替执政。从2024年选举周期及其反映的美国社会舆情、政治生态而言，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激烈互博不止，但保守主义主张显然在此次选举进程中占据不小优势。

　　一方面，特朗普在八年内两次胜选，彰显其保守主张具有重要政治社会基础，开启了保守主义在美国全面回归的新一轮浪潮。2016年特朗普“意外”获胜后，英国《卫报》就曾评论称“奥巴马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口气”，特朗普的当选意味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推出的重要决策，包括放松管制、取消堕胎权、取消对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权、对外退约退群等，总体上迎合了美国社会对于“政治正确”走向极端化的厌恶，顺应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多数民意民愿，并通过逐步渗透国内政策的方方面面，奠定了推动整体思潮趋向保守化的基础。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获胜，更是意味着美国社会中庞大且深层的保守主义力量到达新顶峰。“彻底的红潮”预示美国民众集体“右转”。特朗普赢得全部7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在全国普选票总数上也超过哈里斯，实现共和党20年以来的首次普选胜利。据《》统计，相比2020年总统选举，美国超过89%的县在2024年转向支持特朗普。在前两次总统竞选中，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来回摇摆，但2024年的结果显示所有50个州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向右转”。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支持特朗普未来的政策计划，59%的美国人表示对特朗普作出正确的经济政策决策有信心，超过一半的人还表示对特朗普的执法和刑事司法、移民以及外交方面的政策有信心。此次大选后，对特朗普给予“积极”评价的美国人比例高于前两次大选近十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保守思潮内部出现形形的极右理念主张，更愈发与民族主义情绪结合，推动美国政治社会思潮进一步趋向极端保守。在政治社会思潮整体右转的趋势下，当前美国国内各类保守主义思潮（包括极右思潮）喷涌而出并且日益庞杂，获得更大感召力，包括传统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圣经带的宗教右翼、反建制主义、反堕胎主义、反移民主义、反主义、“新右翼”、“另类右翼”等。如此种种，既具有传统保守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内核，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美国社会意识对于自由主义议程的强烈，其意识形态变得更为主流化。同时，在此次大选中，美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升温，导致政治环境更加分裂并充满对抗。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内心焦虑，与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不谋而合。尤其是“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声势显著，成为共和党右翼力推的竞选纲领内核，集中反映了激进保守主义议程的优势地位。作为一种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督教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追求在国内外政策中体现宗教与民族的融合特质，在美国社会通过宗教团体、政治保守派等势力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其核心主张强调本国的民族认同与基督教信仰不可分割，主张将基督教信仰作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认为只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或本民族成员，对其他宗教信仰和文化群体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主张限制移民，以防止美国宗教及种族人口结构的改变和美国文化遭受冲击。《时代》周刊称，白人基督教徒成为特朗普的忠实支持群体，他们怀有种族不满和仇外心理，甚至支持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计划中最极端的部分，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MAGA）中更深层次的DNA。可见，民族主义情绪与保守主张的合流，或曰民族主义主张对于保守主义的重塑，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治社会思潮向右转、右翼民粹主义突出的基本态势。保守主张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相互呼应，对冷战后初期占有强大话语优势的新自由主义形成猛烈冲击。在彼得·韦雷克（Peter Viereck）看来，“对很多保守主义哲学家来说，民族自豪感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理念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过，民族自豪感只是诸多祖先传统的一脉，并且绝非仅此一家。民族主义不同于保守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只保守人们诸多历史根基中的一项而已。因此，一旦所有其他的根基和忠诚（如宗教、伦理和人道）统统让位于民族主义根基，结果便是偏狭的狂热主义”。

　　此外，美国保守主义回归与国际社会右翼思潮叠加共振，使之更具有国际思潮支撑的背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右翼思潮流变不断向欧洲、拉美和其他地区扩张，世界多个地区出现保守主义推动下的社会整体右转。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自2020年美国大选以来多次公开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胜选后，博索纳罗声称希望在特朗普的帮助下重返巴西政坛。有着“阿根廷特朗普”之称的阿根廷总统米莱（Javier Milei）祝贺特朗普在2024选举中“大获全胜”，并称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回归”，特朗普“挑战了整个政治体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其胜选“充分证明上天的力量站在我们这一边”。从2024年全球多场选举来看，社会政治思潮向“右”转也成为重要特征：欧洲议会选举几乎成为各种右翼甚至极右势力的造势舞台，法国、意大利等国均出现极右政党持续坐大的局面；日本政坛的政治光谱加快右移，左翼政党势力进一步被削弱；拉美地区右翼民粹势力、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等派别纷纷成势，与西方国家的保守派联动之势凸显。

　　自由主义思潮的自我反思与新调适，是当前美国政治社会思潮变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危机使美国开始利用和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通常与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政策相联系，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全球化、自由贸易、货币主义和紧缩性政策等，它们强调私营部门的作用和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精英沉迷于所谓“美式民主”加“无限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并将其具体化为“华盛顿共识”，以便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从克林顿、奥巴马到拜登政府，人长期将新自由主义视作对内治理、对外维系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不二法宝。

　　然而，在内外变局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议程在国内治理与国外实践层面都不断碰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我反思由此而生，美国国内针对自由主义的“力量”开始大规模孕育，内部分裂与外部竞争的双重困境在美国内部激起了新的学术反思和政策辩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称“新自由主义是错的”，它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造福富人和强大利益集团，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也未能兑现将人民置于通往民主和自由的安全道路上的承诺，而是带来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企业垄断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危险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等弊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戴维·莱恩（David Lane）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和结构性矛盾，它作为资本主义框架维护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世界统治，加剧了对社会的剥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半中心”国家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体系格局，克服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利影响。

　　拜登任内在社会政策领域极力推动自由主义议程，但也针对经济衰退和多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等问题，对数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了系统反思，其中最重要的体现是“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2023年4月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鲁金斯学会以“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为题发表演讲，首次提出“新华盛顿共识”。他指出，美国在二战后领导了支离破碎的世界，建立了国际经济秩序，帮助世界多国实现繁荣，而这一旧秩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产生了众多裂痕；如今，美国正面临产业基础被掏空、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影响加大、气候变化危机使清洁能源转型压力剧增、国内经济不平等扩大以及民主制度受到威胁等挑战，难以继续坚守以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旧共识”。因此，美国应该通过“新华盛顿共识”将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全球安全议程相结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场演讲标志着美国经济理念和战略实践发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幅度的转型，是对美国过去四十多年一直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深刻反思。面对选举的政治需要，拜登总统及其团队虽然试图调整冷战结束以来指导美国政策的自由主义战略，但他们的尝试显然并不成功。在2024年大选中的全面失利，更被视为美国社会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的“”和“纠偏”，并且也会引发新自由主义的进一步自我调整。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反思，加之人在此次大选失利后对自身主张的重新校正，则将进一步放大保守主义的声势，围绕移民、堕胎、气候变化等焦点社会议题的政策大逆转或将很快出现。

　　此次大选中，美国科技新贵及其所代表的“有效加速主义”，成为发挥重大影响的新兴思潮。作为科技新贵的代表性人物，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捐款2.59亿美元给支持特朗普的竞选组织，不仅显著改变了硅谷精英传统倾向于的政治立场，也使得“有效加速主义”思潮一时风光无限。这一思潮强烈拥护科技发展，认为当前人类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奇点，主张利用科技快速推动社会变革，突破传统体制与观念束缚，追求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高速发展，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人类生存；其核心在于借助技术力量实现社会的激进转型，具有鲜明的激进性与前瞻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群体对快速发展和变革的渴望。“有效加速主义”在美国科技领域表现显著，如硅谷的一些创新企业和技术极客群体推崇通过快速迭代技术来颠覆传统产业，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激进研发与应用尝试；在经济金融层面，加密货币的兴起与部分基于此的金融创新实验，反映了加速变革传统金融秩序的冲动；在社会文化方面，其影响了年轻一代对未来职业、生活模式的激进构想，推动了如远程工作、零工经济等新型工作生活方式的快速发展。正如技术史学家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所言：“技术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它已成为人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过程及变迁都已深深融入人类意识、社会和政治之中。”

　　作为具有鲜明科技革命背景和时代特征的新兴思潮，“有效加速主义”与特朗普在此次大选中颇有相互成全的态势，并史无前例地由一种边缘化的思想主张成为可能长期塑造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新主流思潮。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大力寻求高科技行业的支持，在其胜选后，包括云计算公司Box的首席执行官阿伦·利维（Aaron Levie）在内的多位著名科技行业人物表示支持与“有效加速主义”一致的立场，特别是在放松管制和技术进步方面。特朗普还宣布任命马斯克领导拟成立的政府效率部，以“削减多余的监管法规和浪费的开支，为拆解政府官僚机构铺平道路”。“有效加速主义”在加密货币领域（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引发的影响更加具有轰动效应。大选落幕后，受特朗普公开表态放松监管和“亲比特币”的人事提名双重影响，比特币走出蹿升行情，迅速成为全球舆论焦点。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17%的美国受访者曾投资、交易或使用过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这一比例在高收入群体中为23%，在30岁以下的成年人中为41%，如此庞大的人群被视为特朗普能够赢得竞选的新支持力量。加密货币崛起与大资本频频使用“比特币造富神话”等舆论造势有关，也反映出美国从事加密货币交易的资本政治影响力正在提升。

　　“有效加速主义”还引发了美国社会对于“科技至上主义”的巨大推崇。“科技至上主义”由来已久，并非全新理念。它原为一种将科技置于绝对核心和至高无上地位的思想观念，认为科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推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以及应对各种挑战的根本力量和决定性因素，而相对忽视其他社会、文化和伦理等方面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追求科技带来的物质利益和权力优势，强调科技在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中的关键作用，主张通过科技手段提升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国际线年大选进程中，“科技至上主义”开始具有更多政治色彩。一方面，这一新思潮将对科技本身及其发展成果的敬畏和崇拜，扩展至对掌握技术的少量精英群体的崇拜，认为科技精英或专业人士应该在社会决策和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呈现出鲜明的“精英主义”色彩。这对于美国社会思潮近年来崇尚反建制、反精英的既有态势而言，可谓异乎寻常。另一方面，该思潮公开主张“公司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的作用应该降到最低，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市场和私人协议的自主系统”，引发了作为科技新贵的非国家行为体与传统国家权力机器的潜在对立。尤其是随着科技新贵就美国内外政策发表个人看法，“科技至上主义”的种种主张导致了美国国内舆论对于其损害大众利益、危害国家安全的新担忧。彭博全球亿万富豪实时排行榜显示，几乎所有亿万富豪的财富都来自拥有科技公司，这也凸显了科技对当今全球经济巨大且日益增长的影响。更有美国学者提出“富豪民粹主义”新概念，意指科技新贵实力和社会影响的不断强化，将造成其裹挟民意并成为“新型民粹领袖”。

　　此外，曾被视为新兴思潮典型代表的气候变化思潮在这次大选中呈现被逆转的态势，反对气候变化的思潮甚嚣尘上。从全球范围看，反气候变化思潮在部分国家和地区有所抬头，其中美国表现得较为突出。部分传统能源产业巨头担心严格的气候变化政策会影响其盈利能力，如煤炭、石油等行业。它们通过游说等手段推动反气候变化思潮，试图清洁能源转型带来的产业变革压力，维持其在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应对气候变化是美国两党的一个重要分歧点，美国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使得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一些保守派政治势力为了反对所倡导的气候政策，故意淡化甚至否定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以迎合其支持选民的立场，从而形成了一股反气候变化的政治势力。同时，部分群体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承担更多责任，而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应受到过多约束，这种观点导致对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制产生抵触情绪，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反气候变化思潮。由此，“气候变化否定论”“气候怀疑主义”在美国媒体广为流传。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人类活动不是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14%的人不相信有证据表明地球正在变暖；约30%的受访者认为，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不太重要或不应该采取行动。在特朗普看来，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其一再呼吁取消资助气候友好型事业的相关补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于拜登执政期间重新加入，而此次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很可能再次“退群”。特朗普宣布提名的能源部长、石油大亨、化石燃料行业高管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公开宣称“不存在气候危机，我们也没有正在经历能源转型”，被称为“业内反对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最强烈声音之一”。

　　美国政治社会思潮进入新的“保守周期”，意味着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可能进一步强化和长期固化。中国成为触发美国反思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主要外部动因。在此轮保守周期之前，美国对外战略构想建立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独大、全球化持续加速、“全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上述基础面临多重冲击。在相当多的美国人看来，“全球主义”不仅没有带给美国人所预期的幸福和美好，反而使得全球经济危机暗流涌动，移民潮和难民潮连绵不绝，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尤其是随着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的影响力、话语权和既得利益明显下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困局迫使美国重新审视“全球主义”，全面反思全球化进程。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以及单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抬头，也就在情理之中。于是，“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际主义和自由市场，现在正被原始的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所取代”。此类思潮主张反对全球化，而中国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从而成为美国的主要攻击目标。由此可见，美国进入新的“保守周期”，必然意味着美国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更多定位为“挑战”和“威胁”，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挤占”，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强化不可避免。上述变化突出表现在经济方面，保守周期中的美国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对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而不是共同发展的机遇；将中美经济关系从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扭曲为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强调贸易逆差问题，忽视中美经济结构互补以及贸易往来对两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频繁制造贸易摩擦，试图通过愈发“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

　　在保守周期中，“我们与他者”的分野更趋突出，中国议题更易成为政治操纵的对象。两党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选民支持，更倾向于采取极端立场，部分政客为了迎合保守派选民的情绪，将中国作为政治靶子，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来转移国内矛盾，提升自身政治影响力、捞取选票，这种政治操作会使美国对华认知更加偏离理性轨道。保守派往往将中国的正常发展视为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在军事、科技等关键领域过度渲染“”。例如，无端指责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是为了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进行恶意揣测，认为其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从而采取制裁等一系列限制措施。在此次大选中，由保守主义大本营传统基金会发布、被称为“民粹主义大战略”的“2025计划”（Project 2025），认定中国是美国经济和安全问题的“原罪”，将中国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外战略的优先针对目标，负面提及中国次数高达483次，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此外，从本次选举周期中的相关民调数据看，美国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亦持续偏向负面。据2024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81%的美国成年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43%的人持“非常负面看法”；且自2020年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成年人一直维持在3/4及以上。42%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敌人，这是该中心提出此问题以来的最大比例。就党派和意识形态而言，共和党人及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比人及倾向的人士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更多，其中保守派共和党人有近70%持“非常负面”看法。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4年10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仅为26分，创下46年来最低纪录，且比上一年又下降了6分。此外，盛行于美国社会中的种种极端保守主义理念，往往注重白人种族观念、经济民族主义、基督教价值观的复兴以及激进外交政策，对中国的认知显而易见更为激进、偏激。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认为，对中国的敌意或许是华盛顿留下的一个两党共识，这让华盛顿同北京之间达成重大交易变得难以想象。

　　从历史上看，美国两党在不同时期均不同程度地对中国推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包括强调国家身份差异、放大政治体制差别等等。拜登政府大谈中美之争是所谓的“民主与威权之争”。随着美国保守势力得势，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或将被进一步放大化、对立化。尤其是特朗普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团队充斥着一些极右翼政治势力，这些人持、的立场甚至秉持“白人至上主义”，对中国的制度、社会治理模式等进行无端指责抹黑，试图在国际舆论场上孤立中国，以此来巩固其意识形态霸权，并为其对华强硬政策寻找所谓“道德制高点”。

　　基督教右翼是共和党的重要选民基础，特朗普政府在制定对华竞争战略时会考虑这部分选民的态度和利益诉求，以巩固其政治支持率。部分选民受宗教影响，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等存在偏见和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特朗普采取对华强硬政策，以迎合选民的心理预期。在本次大选中成为共和党阵营重要理论支撑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可能对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基督教民族主义”倡导维护传统基督教价值观，宣扬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与基督教传统价值观相悖，指责中国在宗教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状况，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扭曲为一场价值观的对抗。极右翼推动的对华负面认知还与种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相关。特拉华大学政治学者戴维·埃布纳（David Ebner）和弗拉基米尔·梅迪尼察（Vladimir Medenica）认为，表达出更高程度种族仇恨的美国白人更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军事“威胁”。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认为，曾在历史上宣扬狂热和阴谋论的宗教背景组织约翰·博齐协会（The John Birch Society）是右翼民粹主义的预演，当前美国白人福音派对中国持有最大敌意，很多共和党选民不仅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实力的“威胁”，还认为这是对白人基督教权力的“威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蓄意炒作“中国病毒”等阴谋论，挑起美国民众针对亚洲裔美国人特别是在美华人群体的更大敌意。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对华贸易战，部分背后逻辑可追溯到“基督教民族主义”对经济民族主义的推动。其主张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和就业机会，认为中国经济崛起“威胁”到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这一观点与“基督教民族主义”中对美国自身“神圣使命”下经济繁荣的维护相契合，这其中蕴含着对美国经济霸权“宗教使命感式的捍卫心理”，实为将经济竞争上升到文化与宗教价值保护的层面。

　　意识形态因素在共和党政府对华战略中的强化趋势，既符合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对华总体叙事，也与此前政府强调的对华价值观外交有所区别。由于宗教和文化层面对华偏见的影响，加之部分极右势力渲染所谓“宗教美国”与“世俗中国”的对立，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和对立更加难以调和。拜登政府时期往往以意识形态议题作为对华施压的工具，显示出一定的“交易型”特征，而特朗普第二任期则会实施真正的意识形态攻势。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开始炒作所谓新疆等问题，启动“以疆治华”攻势，反映了其对此类问题的更多关注。同时，与拜登政府关注特定群体权力的“身份政治”外交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聚焦点可能更多表现在宗教和民族议题上。

　　思潮的转变往往是社会各要素相互耦合与竞争的产物。当前美国国内思潮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既源于诸多社会要素的综合作用，也会对社会组成结构产生新的影响。按照美国学者杰弗里·M. 贝里（Jeffrey M. Berry）和克莱德·威尔科克斯（Clyde Wilcox）的相关理论，利益集团与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紧密相关，利益集团反映不同意识形态、议程和战略的主张，思潮变化也会带来利益集团的重组。作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态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在当前的思潮变化中也在进行重新组合和立场调整，尤其是数智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的利益集团形态。从涉华利益集团的视角看，思潮之变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科技相关思潮的崛起会进一步放大美国国内对华“科技冷战派”的影响力。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至拜登政府时期，技术以及对华科技遏制被赋予了更多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对华科技“脱钩”、持续加大对华科技封锁一直是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这一战略既符合美国对华遏压的基本思路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国内科技利益集团的实际利益需求。“科技冷战派”主要由政府官员、部分国会议员、行业精英及智库学者等组成，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特朗普第一任期起用的主要政客均将科技领域作为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战场，认为限制中国科技发展可以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实现其政治和战略目标。半导体等领域的部分企业也配合美国政府对华打压行为，通过游说制定《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等相关法案，企图在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和限制中谋利。当前，无论是“有效加速主义”还是“科技至上主义”，这些思潮业已超越美国对华遏制的传统范畴，进一步将科技能力作为未来权力的核心来源，视之为未来国际竞争的必争之地。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持续崛起态势，将被视作美国科技能力的主要“挑战和威胁”。相关科技巨头、重要领域的科技企业构成的“技术”，不断与对华“科技冷战派”结合，成为美国对华实施科技绞杀的重要支持力量。

　　新兴科技势力与军工利益集团的耦合日益加深，加速了美国新型利益集团的形成。长期以来，军事工业复合体推动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和军备竞赛，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通过渲染所谓“中国军事威胁”促使美国政府增加军事开支，采购更多军事装备，维持其高额利润。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军工巨头，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制造紧张局势，为自身利益服务。近年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无人技术为典型代表的美国新兴科技势力，日益成为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在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加速美国对华军事斗争准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帕兰蒂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依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情报分析和作战决策支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星盾”业务部门为美国军方提供卫星通信、太空侦察、导弹预警等方面技术服务；安杜里尔工业公司（Anduril Industries）为美国海空军生产无人机等智能武器平台，参与对售。这些新兴科技企业持强硬对华态度，妄称美中两国处于“介于战争与和平的灰色地带战争之中”，鼓吹中美军事冲突难以避免，主张在技术上推进与中国脱钩。为增加军费开支和扩大军售创造“中国威胁”的舆论环境，推动美国的军事战略规划进一步指向中国，成为对华“防务”的主要目标。鉴于特朗普本人及其阁僚对于技术发展的高度推崇，“新技术—安全复合体”可能与“军事—工业复合体”并驾齐驱，成为塑造美国对华负面认知、增加美国对华新压力的重要利益集团。

　　近年来，在政治社会思潮倾向保守的大背景之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高涨，对华经贸施压成为两党共同政策工具，美国不断加征关税、设置贸易壁垒。经贸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日渐坍塌，中美合作空间持续缩减。诸多新思潮的兴起则将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因素和竞争面。这些变化的长期政策意蕴在于，在美国对华持续战略竞争的背景之下，中美合作变得愈发艰难，可能更多地呈现为以危机规避和管控为主要内容的“消极合作”。

　　“有效加速主义”促使中美在新兴技术产业方面的竞争白热化，科技竞赛或成为中美关系长期焦点。美国凭借技术先发优势，试图通过快速技术升级巩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顶端地位，例如通过对芯片技术的封锁与加速研发，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崛起。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科技封杀的“小院高墙”策略可能全面强化，被视作“小院”之内的敏感技术或将大量增加。此外，“有效加速主义”秉持的弱化政府监管诉求、一味强调科技发展作用等激进主张，与中国倡导的促进科技向善、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完善科技伦理监管规则等存在对立面，可能加剧相关领域行业的对华负面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加速主义”符合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的大战略需要，将成为推动美国对华战略进一步泛安全化的新力量。

　　受反对气候变化思潮影响，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空间日渐缩小。自奥巴马政府以来，气候变化一直是中美两国的重要合作领域。即便在近些年两国关系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依然保持了在该领域的对话和沟通。但是，随着特朗普再度执政，反对气候变化的思潮或将在其第二任期掀起波澜，美国气候政策可能发生重大调整，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受到影响。这一思潮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国内政策，也将深刻嵌入其对华战略之中，对中美关系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在国际多边场合，特朗普政府将弱化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甚至质疑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真实性，试图拉拢其他国家共同中国等积极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国家的倡议和行动，在国际舆论上制造混乱，打压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道义优势和国际影响力，以维护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此外，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以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由，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加征关税，这一方面是为保护美国国内相关产业免受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竞争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反气候变化思潮下对清洁能源发展的态度，试图阻碍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合作，打压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力和在全球清洁能源市场的崛起，进而维持美国传统能源产业的主导权。这与反气候变化思潮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和对能源转型的抗拒是一致的。传统基金会牵头制定的“2025计划”建言新一届共和党政府打造“全方位的战略能源主导地位”（full-spectrum strategic energy dominance），认为此举“有利于美国经济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振兴美国工业和制造业”。从反全球化思潮崛起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看，美国国内反气候变化思潮的系统性上升，也可能对中美既有合作带来新的冲击。

　　当前美国政治社会思潮的变化，既表明大变局之下美国国内各派势力斗争之烈与多种矛盾发酵之深，还显示塑造美国的政治、经济、人口和社会基础正在发生深刻演变。从经济分化到政治极化，从社会分裂到文化对立，从各阶层、各种族对自身生活的“不安全感”到精英群体对美国霸权衰落的“忧虑心态”，正是当前美国国内思潮急剧变迁与相互激荡的产物。美国进入新的“保守周期”，也是对于新自由主义难以解决国家内外矛盾的天然抉择。当然，这种抉择将走多远仍有待时间检验。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意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美国的深刻影响正在逐步展开，从美国国内要素之变观察其未来对华竞争战略趋势，变得愈发不可或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亦进入新旧政治势力、新旧思潮的交接过渡期。立足新的美国之变来看待中美两国关系潜在风险，立足美国国内新的利益群体和涉华立场来重新打造稳定的合作领域，应成为中国规划对美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是在对美政策方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应有之义。

　　2025年3月19日，中国驻越南大使何炜拜会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阮仲义。何炜强调，中越关系发展实践证明，睦邻共谋发展是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在两党最高领导人引领下，双方步入构建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两党宣传部门需守好意识形态阵地，扩大传统友好宣传，以民心相通凝聚合作正能量，以互信推动双边关系新篇章。阮仲义表示，越方始终将巩固越中睦邻友好置于优先地位，愿与中方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捍卫党执政思想基础，筑牢命运共同体建设屏障，共同落实领导人共识，回应两国人民期待。双方一致强调坚持高层战略引领，强化务实合作与互信根基。

　　大外交青年智库（简称“大外交智库”）（Glory Diplomacy Youth Think-tank，Glory Diplomacy或GDYT）是一家创办于2017年的以外交安全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社会/青年智库，总部在中国深圳，是深圳首家非官方外交安全智库、中国首家青年智库，创始人是王盖盖。GDYT一直坚持“只有修炼好内功，才能放心去实战”的发展理念，从2017年创始初期稳扎稳打，于2018年成立青年原创评论组（于2022年改组为《智本青析》编辑部）并创办《智本青析》电子刊至今；2019年在海南开设分支机构即海南大外交学会（GDYT HN），同年成立青年发展研究院，该中心在2019年创办“大外交青年发展与实践启航项目”研修班至今，在2021年创办“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讲座项目”至今；2020年成立应试就业研究院并创办《真题解析》付费专栏；同年7月，成立外交外事涉外安全决策咨询公司，集中研究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海外利益分析与保护、青年外交与青年发展、区域国别与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等事务；2021年成立外文编译评议组并创办《大译编参》电子刊至今（该编辑部于2022年创办《每日信报》微电子日刊），同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该院于2022年创办《新国别简报》栏目）；2022年成立世界外交数据中心、全球治理研究院（该院于2022年创办《鸿士论天下》栏目）、国家安全研究院、党的理论创新研究中心，并合并所有专访项目（青坊谈、最有影响力人物访谈、21世纪中国外交天团、学人专访等）整合为《与名人对话》栏目，组建“青年智库特种部队”全职高精尖部门（该部门于2023年创办《中华内参》内刊）和全球范围内的“大中华菁英圈”（该共同体于2024年创办《全球统战》内刊），开启“Smallibrary·小书屋”全球青年阅读挑战计划（该计划于2022年创办《智库书屋》栏目），运营新知太学（网络）书院（该书院于2022年创办《线年，成立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全球湾区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院、海洋治理研究中心、基式外交研究中心，在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香港大外交学会（GDYT HK）”，创办“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创办“湾山友（WSY）”户外爬山徒步读书研讨国际精英俱乐部；2024年，成立新型智库研究院、企业出海研究院（整合全球创业研究中心、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海外利益研究中心等三大中心于一体）、“荔林读书会（LOC）”（整合“国关读书会”“华湾读书会”“湾山友读书会”“全球4%读书会”等四大读书会于一体）等。GDYT从2021年以来，多次举办全国（含全球）青年国际问题学术研讨、思想交流、政策分析与企业出海等活动，如“国际问题研究型青年智库发展模式探索论坛”、“新型国际问题青年智库建设与发展论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国际关系青年辩论赛最佳辩手论坛”、“世界青年菁英坊《早点知道》系列讲座”、“国际问题/区域国别学术研讨会（GDYT·ISAS）”系列活动、“《与名人对话》系列采访活动”、“《鸿士论天下》系列讲座活动”、“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高端论坛与菁英论坛”、“华湾国际创业发展新菁英汇”系列活动、“GDYT与国际知名学者对话”、“湾山友俱乐部粤港澳国际精英户外实践交流”系列活动、“荔林读书会”国际前沿思想沙龙等等。自创办以来，GDYT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聚集全球各地有志青年为实现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和世界和平发展而奋斗，至2021年底，已发展成集专家顾问、研究员（含高级）、特约研究员（含高级）、助理研究员、编译评议员、时政评论员、实习生、志愿者等全方位国际人才体系（200人）的样本标杆青年智库，聚焦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青年的原创方案、发展计划和外交延伸等助力与服务，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指导下，为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为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门提供内参、为企业国内外发展提供商业咨询、为国际问题智库建设提供调研路径、为非政府组织及个人提供咨询等服务，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集散地”，是全球新型外交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